刘元春对我国宏观经济深度调整和治理的阶段性特征有诸多深入研究,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特征表现:
经济增长方面
增速换挡与结构分化
在宏观经济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告别了过去高速增长阶段,增速逐步放缓并趋于稳定。传统产业增长动力减弱,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市场饱和等压力,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而新兴产业则成为新的增长点,像数字经济相关产业、高端制造业、绿色产业等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产业结构内部的分化特征显著。
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也出现分化。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升级、创新驱动方面走在前列,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稳定性相对较好;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依赖型城市或地区在资源价格波动、生态保护要求提高的情况下,面临较大的经济转型压力。
潜在增长率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转变,如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这直接影响到潜在增长率。同时,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临瓶颈,需要不断提高资本的质量和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成为关键,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因素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日益凸显。
需求结构方面
消费升级与消费分化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例如,在消费市场中,高端消费品如奢侈品、高端电子产品等消费增长迅速,同时,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占比逐步提高。然而,消费市场也存在分化现象,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差异较大。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趋势明显,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还受到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
投资结构调整
投资领域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为主逐步向新基建、制造业升级和民生领域调整。新基建中的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领域吸引了大量投资,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数字化竞争力。制造业投资更注重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方向,以提高产业竞争力。民生领域的投资,如老旧小区改造、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等,既有助于改善民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
外需的不确定性与新机遇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外需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使得我国传统出口优势产业面临挑战,如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关税增加、订单转移等风险。但同时也带来新机遇,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沿线国家市场开拓,我国在高端制造业、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等。
宏观经济治理方面
政策目标的多元平衡
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目标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更加注重多元目标的平衡。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兼顾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就业优先战略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尤其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促进就业创业,特别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物价稳定方面,不仅要关注传统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还要关注PPI(生产者物价指数)波动对企业生产经营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政策工具的创新与协同
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性和结构性调整。例如,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支农支小再贷款等,支持小微企业、绿色产业等特定领域的发展。财政政策在积极有为的同时,强调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可持续性,如通过专项债等方式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融资,同时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此外,宏观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增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稳定总需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合力。
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提升
随着宏观经济深度调整,各类风险因素增多,如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在金融领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重要任务,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化解不良资产,防范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的累积。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加强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通过债务置换、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化解债务风险,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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