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咸同理学的“复兴”

咸丰、同治时期，程朱理学出现了所谓的“复兴”现象，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具有学术原创意义的理学家与理学著作，其“复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术群体活跃与声势壮大：道光朝以后，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在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规模和声势非乾嘉年间可比。例如湖南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有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等；河南有刘廷诏、苏源生等；关中地区有李元春、贺瑞麟等；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有方东树、姚莹等。1840 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京师结成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为理学复兴主将。湘军集团不少成员有理学背景，可视为理学大本营。学术著作的编撰：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等。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其社会声势。政治事功的影响：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取得事功建树，提高了理学的社会地位。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受朝廷重用，掌控多地督抚权力；倭仁等在京城荣登权要。他们的事功与理学复兴相辅相成，其政治地位可视为理学声势壮大的写照。曾国藩以理学经世、治军，其政治成败影响世人对学术的看法和学术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崛起是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而他们的“文治”“武功”促成“同治中兴”，反过来又成就了“理学中兴”。社会基础广泛：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仍处于主流学说位置，有庞大社会基础。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把程朱理学思想学说渗透到各地。在民间，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道德伦理紧密结合，各地方志宣扬程朱理学，民众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也体现了对理学的维护。咸同理学“复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学术内在理路：乾嘉时期汉学盛极一时，形成“汉学专制”局面。但多方面对汉学的批判潮流冲击，动摇了汉学的“学阀”地位，程朱理学以其“正学”地位得以复兴，被视为对汉学的补弊救偏。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刺激。当时的人们认为乾嘉汉学忽视天理民彝、身心国家之要，导致世教衰微等问题，因此士大夫群体为应对危机，重新重视理学。咸同理学“复兴”的特点是：士大夫群体起关键作用，恢复“明体达用”宗旨，将内圣修身与外王经世统一，且理学经世派推动洋务运动，把“明体达用”转化为“中体西用”，拓展了“达用”的内涵，即引进西方近代文化之用。不过，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常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随着清王朝灭亡，程朱理学失去官方哲学统治地位，对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