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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关于益州郡郡治“现身”云南河泊所遗址以及相关出土情况的介绍： 遗址概况地理位置：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滇池东南岸，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遗址规模：河泊所遗址群大致分布范围为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一线以西，滇池以东的区域，其核心分布区约4平方千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历史沿革：1954年前后，云南省博物馆发现河泊所遗址，认为是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2008至2010年，确认河泊所遗址属青铜时代，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2014年起，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数次对河泊所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至2023年已正式发掘10个地点，发掘面积累计约7,000平方米。 认定为益州郡郡治的证据封泥证据：出土了大量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等在内的益州郡和所辖属县官员的封泥达500余枚，其中包含益州郡24县中的属县达18个，2024年时已发现封泥2000余枚，众多官印封泥的出土表明此地与益州郡的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简牍证据：遗址共发现简牍5万余枚，其中1.4万枚带有文字，内容涵盖行政文书、司法记录、户籍名册等，详细记录了益州郡的赋役制度、司法程序和民族管理，且简牍中出现了益州郡及其所辖众多县名，其中滇池县作为郡治所在，出现频率较高。建筑遗迹证据：在河泊所遗址东部上蒜第一小学附近，发现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米的环壕，从汉代延续至魏晋时期的城墙，还揭示出汉晋时期的道路、水井、大型高台建筑基址等，这些大型建筑基址和防御设施符合郡治的规格。道路遗迹证据：在河泊所遗址发掘区中部偏南的地方，发现了一条东西向道路，路面由大小不等的绳纹瓦片、碎陶片、小石子等铺设，2023年又发现宽约12米的道路，系2021年发现道路的延伸，解剖表明这条道路至少前后三次铺筑，最上层路面年代为魏晋时期，推断为益州郡城内主干道，发达的道路系统是郡治所在地的重要特征。 重要出土文物及意义封泥：除了证明此地为益州郡郡治外，“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说明西汉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时，还设立了“滇相”，是了解滇国归附后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线索。简牍：将记载在史书中的益州郡“活化”，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其中记载《论语》的简牍残片表明两千年前儒家文化已传入边疆，而户籍简牍是西汉王朝设立益州郡之后实行编户齐名制度的具体体现。青铜器、陶器等：遗址西部发现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遗存，首次确认这里是古滇国的政治中心，而“一址双城”的独特格局，既保留了古滇国都邑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汉王朝在此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多元一体”文明演进的成功典范，对于研究秦汉之际的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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