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关税与减税政策相互配合，形成了从普通民众向少数富裕精英和大型企业的财富转移，同时也通过债务扩张将负担转移给下一代，还在国际上试图将财富从其他国家转移到美国。具体如下：从普通民众到富裕阶层和大企业：美国的减税政策利益分配极度失衡，如“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为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提供大量税收减免，大型企业也收获巨额减税大礼。而巨额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部分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填补，如大幅削减《平价医疗法案》及医疗补助计划，让普通民众承担代价。同时，关税政策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冲击尤为严重，形成了对中低收入阶层债务税负与生活成本的“双重挤压”。从年轻一代到当前富裕阶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减税法案将在未来十年新增约3.3万亿美元赤字，使国债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前的富裕阶层享受着减税的即时红利，而偿还巨额国债的义务却留给了子孙后代，通过债务扩张的形式，将负担甩给了下一代。从其他国家到美国：美国试图通过加征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将财富转移给它。一方面，对中国商品加税推升美国CPI，美联储通过激进加息抑制需求，实质是将通胀压力通过美元债务成本向新兴市场输出，如斯里兰卡、阿根廷等国出现债务危机。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关税叠加《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迫使跨国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墨西哥、越南等地，试图重构“近岸外包”产业链，以维系美国技术霸权，实现财富向美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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