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家门口遭精神分裂者持刀捅刺身亡,法院宣布延期审理
27岁海归女子在家门口被持刀袭击不幸身亡,而凶手是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同小区居民,这起案件关于刑事责任与精神鉴定的争议在法庭内外持续蔓延。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20日对被告人梁某滢故意杀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进行公开审理后,因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合议庭决定休庭并延期审理。
这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始于2024年6月9日,27岁女子王某雅在自家门口遭同小区居民梁某某持刀袭击身亡。经鉴定,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对其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01 案件回顾: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
2024年6月9日13时许,梁某某携带刀具在成都市郫都区中航城小区内无故敲门滋扰。
当她走到9栋某单元3楼王某雅家门前时,住户王某雅察觉异常,通过母亲通知了小区物业。
保安黄某乾赶到现场劝离梁某某时,王某雅打开房门质问梁某某,随后二人发生争吵。
梁某某随即冲到房门口与王某雅发生抓扯和打斗,使用事先准备的刀具对王某雅头面部、胸部等部位切划、捅刺十刀。
王某雅则用门厅摆放的陶瓷摆件还击,击打梁某某头部数下。保安黄某乾上前制止但未能成功,王某雅受伤倒地。
经鉴定,被害人王某雅系被他人用单刃锐器刺击左胸部,导致左肺破裂致急性大失血死亡。梁某某右侧鼻骨及上颌骨额突骨折构成轻伤二级。
02 行凶者背景:长期滋扰与精神异常
根据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梁某某因精神异常,经常无故与家人吵闹、摔打物品,并无故窜至小区部分住户门口进行敲门滋扰和辱骂。
早在2023年8月7日,梁某某在该小区8栋无故对部分住户敲门滋扰时,就曾与个别住户发生口角争执。
公安民警当时曾出警处置,因梁某某拒不配合调查并辱骂民警和住户,受到民警依法警告。
此后,梁某某便随身携带刀具等器械在小区内对部分住户进行敲门滋扰。
受害者母亲回忆,案发前约半年,她的妹妹到家中做客时曾见过梁某某敲门。当时梁某某说了一句“噢,家里有人是吧”,转身就走了。
03 庭审波折:一再延期的审判
该案原定于2025年5月27日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但在当日的庭前会议结束后,合议庭宣布延期审理,理由是该案需重新取证,控辩双方一致向法院申请新的证人出庭。
被害人代理律师还当庭申请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
2025年11月20日,该案终于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公诉机关提请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梁某滢的刑事责任,被害人王某雅亲属也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然而,庭审中,被告人梁某滢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导致合议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决定休庭,本案延期审理。
04 法庭交锋:争议焦点与当事人反应
在11月20日的庭审中,被告人梁某滢当庭否认自己有精神病。
受害者王女士转述梁某滢的话说:“是我的女儿,让她坐上了被告人席上。”
更让王女士无法接受的是,梁某滢在法庭上明确辩称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王女士在法庭外情绪激动,甚至因情绪激动晕倒。她表示,梁某某当庭解除辩护律师是“故意的,在拖延时间折磨我,也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王女士当庭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调解。她的代理律师向法院提交了“针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例,供法庭参考。
05 精神病人刑责之争:法律与现实的距离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澍指出,对于被认定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我国采取“强制医疗程序”,由法院决定后在专门机构治疗,直至人身危险性消除。
但目前一些地方对精神病患者的管控措施存在局限性,包括出院评估标准模糊,部分患者未彻底治愈即回归社会;以及对患者家庭监管的过度依赖,当家庭监护缺位时,社区监管体系薄弱。
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宾水林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精神病人通常都是“被动发现”,“一般都是出了事以后,才采取措施的”。
06 社会反思: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特殊群体权益
多起涉精神病患者暴力伤人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专家建议加强社会治理,对精神病患者实行动态管控。
谢澍教授建议,我国需要建立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数据库,对高风险群体进行动态监控。
通过完善法律细则、强化执行监督、推动社会共治,平衡人权保障与公共安全。
在重大恶性案件中,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情节和危害后果往往较为恶劣,社会公众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心理,从情感上难以接受对精神病患者免刑责或轻刑责的认定结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剑波认为,应当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提升公众对精神疾病和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以减少对相关案件的误解。
被害人母亲王女士在法庭外因情绪激动晕倒,她表示,自己已经盼了520多天,没想到还要继续等待。
案件延期审理意味着正义的延迟,对受害者家属而言是漫长的煎熬。
这起案件折射出我国精神病人管控、社区安全防护等多方面社会治理难题,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特殊群体权益保障,仍需全社会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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