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起源 1. 传说角度 怪兽说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年”是一种凶猛的怪兽。它头长触角,尖牙利齿,目露凶光,生性凶残,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人们就会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 有一年除夕,桃花村的人们正扶老携幼上山避难,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只见他手拄拐杖,臂搭袋囊,银须飘逸,目若朗星。乡亲们有的封窗锁门,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到处人喊马嘶,一片匆忙恐慌景象。这时,谁还有心关照这位乞讨的老人。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捋髯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呆一夜,我一定把‘年’兽撵走。”老婆婆惊目细看,见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可她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笑而不语。婆婆无奈,只好撇下家,上山避难去了。 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年”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年”朝婆婆家怒视片刻,随即狂叫着扑过去。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窜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许诺。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蜡烛还发着余光……欣喜若狂的乡亲们为庆贺吉祥的来临,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2. 农耕文明角度 “年”最初的含义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有关。在古代,谷物多为一年一熟,人们把庄稼收获一次称为一年。《说文》中提到:“年,谷熟也。”在甲骨文中,“年”字写作上面是“禾”,下面是“人”,表示人背着禾谷,表示收获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关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与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等活动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以“年”为周期的、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 3. 岁首计时演变角度 不同的朝代对于岁首(一年的开始)有着不同的规定。例如,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商朝以十二月初一为岁首,周朝以十一月初一为岁首。到了汉武帝时期,才又将正月初一确定为岁首,这种规定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个过程中,“年”的概念也不断发展和丰富,融合了不同时期的天文、历法、民俗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了集多种文化元素于一身的重要节日概念。 二、广东发“小”红包的原因 1. 习俗传统方面 广府文化的影响 在广府地区,红包(利是)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头(吉利的兆头)。传统上,只要是未婚者,都可以在过年期间“逗利是”(讨要红包)。红包的派发范围很广,不仅限于亲属之间,邻居、朋友甚至同事之间也会互相派发。由于派发的对象众多,所以每个红包的金额相对较小,主要是为了传递祝福和喜庆的氛围,而不是强调红包金额的大小。 岭南文化的务实性 岭南文化具有务实的特点,广东人在发红包时也体现了这种务实性。他们认为过年发红包是一种传统习俗,重点在于大家都能分享新年的喜悦。相比于北方一些地区追求红包的高额数字来显示大方或者家庭富裕程度等,广东人更倾向于用一种薄利多销式的红包派发方式,既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又不会给自己带来过重的经济负担。 2. 社会结构方面 家族与人际关系网络庞大 广东地区家族观念较强,人际关系网络较为庞大。在过年期间,人们要面对众多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等。如果按照北方一些地区较大金额的红包标准来发放,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例如,一个家族中可能有几十个小孩,还有众多的未婚年轻人,如果每个红包都包很大的金额,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以小额红包的形式,可以在维持传统习俗的同时,适应这种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 3. 经济发展与理财观念方面 商业文化与理财意识 广东经济发达,商业文化浓厚。广东人普遍具有较强的理财观念。在红包这件事上,他们更愿意将资金进行合理的分配。发小额红包既能够满足传统习俗的需求,又可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或者储蓄。而且,在广东的商业环境中,人们更注重长期的互利共赢关系,这种小额红包的习俗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维持广泛人际关系的低成本方式,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在商业和社会交往中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